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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設計學發展歷程

       過去十多年,作為一個城市與景觀規劃設計的教育者、科研人員和實踐者,在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的平臺上,我有幸見證了中國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并有幸參與其中,成為這種巨變洪流的一小分子。以個人角度來回顧和認識這十多年來中國大地景觀的演變,以及景觀設計學科和實踐的發展,是一件每個人能做、且需要做的事,由此可以構建關于這種認識的群體智慧。更確切地說,本文是一段心路歷程,是一個面對中國重大問題的思考和求索答案的過程。同時必須說明的是,盡管這段歷程是以我個人的角度來寫的,但這段歷程始終是一個團隊共同探索的過程,特別是我與同事李迪華老師及景觀設計學研究院的博士生和研究生隊伍的共同探索過程,經驗和教訓都屬于整個團隊。

       從專業角度概括地講,在經歷13個年頭的不斷探索之后,我堅信,解決中國目前嚴重的人地關系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

       第一,空間規劃途徑:通過明智的、基于生態學理論的空間規劃,通過建立生態基礎設施,強化并充分地利用其生態系統服務能力,重建人地關系的和諧。對應于傳統的城市規劃方法論,我把這一途徑概括為“反規劃”途徑。

       第二,倡導新美學的設計:通過發掘和顯現低能耗、低排放的設計景觀(包括城市、建筑及其環境),改變固有“城市性”的定義,顛覆舊美學傳統,而倡導野草之美——一種建立在土地與環境倫理上的新美學。我把這種美學稱為“大腳美學”,或低碳美學。

       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我關于景觀與城市規劃設計教學、研究和實踐的核心價值觀和方法論。而面對空前嚴重的生態和環境危機,沉重的傳統思想和方法論體系包袱,要求我們必須有一場思想和方法論的變革,我把它概括為“大腳革命”——這也是從專業角度對如何走向“生態文明”的注解。

       1. 北大景觀設計學十三年的宏觀背景

       有關公開的統計數據告訴我們, 過去十三年(1997年~2010年),中國的GDP從7萬多億,增長到了近35萬億,翻了近5倍。城市化人口增長了近15%,城鎮建設用地增加了近300萬公頃,相當于5個上海;而與此同時,耕地減少了300萬公頃,相當于1.5個浙江省的耕地;在這十年中,我們看到高速公路在中國大地上蔓延,到2009年底,高速公路總里程達到6.5萬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中國的行車族在享受四通八達的暢快同時,我們卻看到廣大的土地被破碎,鄉土社區被分離,自然過程和生物流被切割;2006年5月20日,三峽大壩最后一倉混凝土澆筑完畢,這標志著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主體工程完工,除了建成世界最大的大壩外,中國還有世界上最多的水壩,共計2.5萬多座(而美國僅有8 700多座),中國地表水系統發生了毀滅性的改變,大量河流死去;1998年中國經歷了20世紀最大的一次洪水(長江洪水位最高,盡管洪水總量不是最大),“嚴防死守”成為婦孺皆知的口號,于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我們看到的是百年一遇、五百年一遇的防洪堤牢牢鎖住了長江、黃河、珠江,和漫長的海岸線;而同時,我們又看到長江的白暨豚消失了,太湖藍藻泛濫了,洞庭湖的魚大片死亡??我們同樣看到,人類對大地山河控制力的強化并沒有使自然災害減少,相反,自然災害帶來的破壞力卻也在近年里更加兇猛,生命財產損失的風險也并沒有降低,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舟曲泥石流,都給我們以深刻的教訓——在自然力面前,我們需要有更明智的對策。這十多年里,全球氣候變暖的陰影籠罩著整個世界,并越來越令人毛骨悚然,如果海平面的上升和沙漠化尚離我們較遠而使我們無動于衷的話,當看到發生在眼前的日益干枯的河流、大面積消失的濕地、日益下降的地下水時,我們就不再是杞人憂天了。作為對干旱缺水的應對,我們看到南水北調工程在延伸,不久,將成為中國大地上又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橫跨南北,而科學告訴我們,這并非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從1999年昆明世博會開始,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城市的美化運動可謂此起彼伏,我們看到因此而出現的超尺度的公共建筑和市政建設、大馬路和大廣場,創造了一種以展示為特征、以巨大的土地浪費和碳排放為代價的當代中國式城市景觀;2006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作為中央一號文件發表,由此,景觀巨變的浪潮從城市核心區、經水系和道路網絡,在“城鄉一體化”和“新農村建設”的名義下,蔓延到廣大的鄉村和綿延的大地。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大地景觀的巨變,五千年未嘗有過。

       景觀是社會形態的反映,是社會的價值觀、審美觀和整體意識形態在大地上的烙印。從這些大地景觀格局與過程的巨變中我們也看到我們社會在學習、在覺醒、在認識人與自然和諧的意義、在領悟生存的真諦。在經歷98年大洪水后,1998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災后重建、整治江湖、興修水利的若干意見》,隨后,從1999年開始,黨中央、國務院為改善生態環境做出了實施退耕還林和退耕還湖的重大決策,國土景觀因此發生了許多積極的改變;2004年2月16日,建設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部和財政部聯合發出通知,明確提出暫停城市寬馬路、大廣場建設,盡管城市化妝運動并沒有因此而終止,城市景觀卻因此也成為國家領導關心的議題;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并與2007年黨的十七大會議上寫入新的黨章,同年,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這是一個執政黨首次把“生態文明”這一理念寫進黨的行動綱領,中國大地景觀必將因此而翻開新的一頁。

       中國的景觀設計學科和職業的建設和發展,正是在上述宏大的社會和經濟巨變、及其投射在大地上的生動背景上展開的。在有限的篇幅里,要全面展現這一史詩般的宏大場景,顯然比較困難。我只能從個人的經歷,類似于一場大劇中的一個群眾演員,來回顧一下自己及所在團隊是如何踩著時代跳動的節律,演著自己的角色。

       2. 十三年求索的經歷

       國土生態安全和人地關系和諧是中國的頭等大事,不明智的土地利用和城市擴張使大地生命機體的結構和功能受到嚴重摧殘,使大地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全面衰退,包括洪澇和干旱災害頻繁、地球生命系統的自凈能力下降、物種消失、城市特色破壞等等。

       十多年來,正是針對中國嚴峻的人地關系、國土生態安全和城市化等重大命題,我自己及所在的團隊進行不斷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力圖在生態科學與景觀、城市及區域規劃實踐之間架起橋梁,使關于生命土地的科學認識在景觀界面上體現為物質空間的結構語言,最終使土地利用及城市發展的規劃更為科學明智。

       2.1 景觀安全格局

       認識到中國人地關系緊張矛盾的解決途徑,并不僅僅在量的關系中,而更重要的是在空間格局的關系中,為此,早在哈佛大學就讀博士期間(1992~1995年) , 作為博士論文提出景觀安全格局的概念(Landscape Security Pattern),試圖通過建立關鍵性的景觀格局來維護國土生態安全。受中國圍棋空間戰略的啟發,本人提出通過對空間中關鍵性格局的控制,以高效地保障某種自然和人文過程的健康和安全的設想,即景觀安全格局,陸續發表在國內外學報上。景觀安全格局研究的特點是把水平景觀過程作為一系列控制的過程,這些水平過程需要克服空間阻力來實現對景觀的覆蓋和控制,要達到最有效的景觀覆蓋和控制機會,就需要占領具有特殊戰略意義的元素、局部、空間位置及聯系。在中國土地極其有限的背景下,景觀安全格局在如何高效地利用土地,特別是對協調保護與土地的開發之間的矛盾具有實際應用價值。1998年以后,又先后主持三項自然科學基金,繼續開展景觀安全格局研究,并付諸大量的規劃實踐。這一基礎性的方法論探索,為后來關于國土、區域及城市的景觀生態規劃和生態基礎設施網絡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2.2 生態基礎設施

       認識到中國國土生態安全問題的主要根源在于部門之間的條塊式管理,和單一功能為目標的“小決策”,體現在土地上各種生態過程和景觀格局被分裂和破碎。為此,在景觀安全格局的理論研究和大量城市與區域景觀的規劃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本人和北大景觀設計學研究團隊系統地提出并完善了生態基礎設施概念(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簡稱EI),用以整合生態系統的各種服務,將各個單一過程的景觀安全格局在大地上整合成為完整的景觀安全網路,并提出建立城市、區域、和國土EI的空間戰略。

       EI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續地獲得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s Services)的基礎性結構,這些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包括生產、調節、生命承載和審美啟智等等。它不僅包括習慣的城市綠地系統的概念,而是更廣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務的城市綠地系統、林業及農業系統、自然保護地系統,并進一步可以擴展到以自然系統為背景的歷史遺產和文化景觀網絡。正如城市開發的可持續性依賴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礎設施(道路系統、給排水系統等),城市生態的可持續性依賴于前瞻性的EI。生態基礎設施這一名詞本身并非本人首次提出,國際上有人曾經用過EI名詞,但都只作為一個描述性詞匯出現在生物保護領域中。而我們的貢獻在于將EI進行了系統且明確的定義,并將其作為整合各種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和遺產保護功能的景觀格局,進而發展成為一個引導和定義城市空間發展的基礎結構,體現在:(a)將EI與綜合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結合起來,強調基礎性景觀結構的綜合服務功能,包括生產、雨洪管理和氣候調節、生物保護、遺產保護和休憩及審美等,使EI具有科學的功能衡量指標,提高了國土規劃、城市與區域規劃,特別是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規劃的科學性。(b)將景觀安全格局作為判別和建立生態基礎設施的基本技術手段,并與地理信息系統和空間分析技術相結合。(c)將EI作為國土生態安全、城市和區域發展的基礎性結構,并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次上與現行國土和建設規劃相銜接,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性空間結構。

       在這一思想框架和理論體系下,北大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完成國家環保部委托的科研項目:“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北京市國土資源局委托的“北京市生態安全格局”研究,以及多個城市和地區的景觀安全格局和生態基礎設施規劃,使我們檢驗了從國土到區域和地方各個不同尺度的、生態基礎設施構建的系統方法。通過包括國土資源部在內的各級部門的積極工作,它們已在不同程度上在國土規劃、區域生態規劃和各個城市的空間規劃中發揮作用。

       2.3 “反規劃”

       認識到導致系統性的中國城市生態與環境危機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現行規劃方法論和規劃體制,必須對以“人口-規模-性質”為導向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物質空間規劃方法論進行全面的反思。現有城市與區域發展規劃方法(即“人口-性質-布局”模式),并不能使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生態基礎設施得以實施,生態與和諧的理想很難在舊的發展規劃模式下實現,為此,提出“反規劃”途徑,提出并實踐了從“逆”的規劃方法和“負”的規劃成果入手,通過建立生態基礎設施,引導和定義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間發展。此途徑強調:(a)一種“逆”的規劃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義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義,而不是從眼前的開發商的利益和發展的需要出發,來做城市和區域的土地規劃。 (b)“負”的規劃成果——顛倒城市建設與非建設區域的圖底關系,在規劃成果上體現的是一個強制性的不發展區域及其類型和控制的強度,構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導性格局,而把發展區域作為可變化的“圖”,留給市場去完善。這個限制性格局同時定義了可建設用地的空間,是支持城市空間形態的框架。它不是簡單的“留白”或僅僅是不建設區,而是維護生命土地完整性和健康的關鍵結構。(c)綜合的解決途徑:“反規劃”途徑試圖通過建立生態基礎設施——保障自然和人文過程安全和健康的綜合的景觀安全格局,即通過生態基礎設施來綜合而全面地解決國土生態安全問題、城市環境問題、城市交通問題、城市特色和形態問題等。經過多年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和大量案例。“反規劃”是實現景觀都市主義(Landscape Urbanism)和生態城市主義(EcologicalUrbanism)的具體方法論,也是中國當前生態城市規劃的可操作途徑。“反規劃”一經發表,便在城市與國土規劃U、文物保護和環境保護領域引起強烈反響。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評論,并引起規劃界一些權威的強烈抵制。而另一方面,我卻看到“反規劃”得到許多地方和部門的廣泛歡迎,我們看到北京的總體規劃始于“反規劃”,深圳大張旗鼓進行“反規劃”,還有臺州、東營、成都、菏澤等城市的領導,都在“反規劃”中找到了走出傳統規劃死胡同的路徑。在發改委主持的中國主體功能區的規劃中,我們同樣看到“反規劃”所起的作用。近幾年來建設部從《城市規劃編制方法修編》到《城市規劃法》的修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反規劃”思想的影響。最近國土部門的土地利用規劃也在認真吸取“反規劃”的思想和方法。“反規劃”宣告了:是景觀生態系統,而非建筑將決定城市的發展形態和特色;是生態過程和格局,而非人口與社會經濟的預測和假設,應該并終將決定城市的空間發展和布局。

       2.4 將景觀設計學定位于“生存的藝術”

       認識到千百年以來,我們的先民不斷地和自然界作較量與調和以獲得生存的權利,這些生存的經驗積淀為關于人與土地和諧關系的智慧,這便是景觀設計學的源頭,是一種生存的藝術,而這門“生存的藝術”,在中國和在世界上,長期以來卻被上層文化中的所謂造園術掩蓋了、閹割了。雖然造園藝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關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虛假的。因此,要確立景觀設計學作為生存藝術,必須撥開云霧見太陽,必須從批判和揭露封建士大夫的傳統園林開始。為此,從1997年回國開始,本人對所謂園林“國粹”寫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并同時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城市園林綠化誤區進行了揭露。這種揭露體現在包括對圓明園防滲工程的批判中。傳統園林的審美觀和價值是當代中國城市環境建設、城市化妝運動等種種誤區的重要根源,是新文化思想運動必須、卻沒有能掃除的封建殘余。我的立場是:傳統園林是一份寶貴的遺產,切勿以繼承和發揚祖國優秀傳統的名義,賦予遺產以解決當代中國所必須面對的環境問題的重要使命。中國需要新的學科來應對日益嚴重的人地關系危機,這門新的學科,即是景觀設計學。它在中國另一種傳統中找到其源頭,這種優秀的傳統是關于人與土地關系的生存的技術與藝術,而不是帝王士大夫的園林消遣藝術。這種生存藝術的傳統是中國大地之所以充滿詩情畫意的真實基礎,是豐產的、安全的、美麗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礎。在當代中國,隨著人與自然的平衡被打破,農業時代的“桃花源”在消失過程中,中國民族的生存再一次面臨挑戰,包括環境與生態危機、文化身份喪失的危機和精神家園遺失的危機。這也正是景觀設計學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機遇,景觀設計學應該重拾其作為“生存的藝術”的本來面目,在創建新的“桃花源”的過程中擔負起重要責任。為了能勝任這個角色,景觀設計學必須徹底拋棄造園藝術的虛偽和空洞,重歸真實的、協調人地關系的“生存藝術”;它必須在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在尋常和日常中定位并發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虛幻的“園林”中;在空間上,它必須通過“反規劃”來構建生態基礎設施來引導城市發展,保護生態和文化遺產,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諧。正像古代的“風水”格局維護大地自然過程的健康和安全一樣,當代中華民族的生存依賴于建立一個能維護生態過程安全與健康的生態基礎設施,這因此也將是當代景觀設計學的核心內容。

       2.5 批判城市化妝運動,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

       認識到中國之所以城市貪大求洋之風盛行,城市景觀庸俗堆砌,根源在于小農意識、暴發戶意識和封建極權意識之積垢。不掃除這種積垢,科學理性的、高品味的城市景觀就不可能形成,節約型的生態城市就與中國無緣,廣大鄉村的鄉土景觀也將得不到保護,中國的人地關系危機將不可能解決。我們的城市、建筑和景觀,如同當年胡適批判過的文言文一樣,充斥著“異常的景觀”或稱之為景觀的文言文。

       它們言之無物,無病而呻,遠離生活,遠離民眾,遠離城市的基本功能需要;它們不但模仿古人,更愿模仿古代洋人和現代帝國洋人。看那些遠離土地、遠離生活、虛偽而空洞的所謂“詩情畫意”的仿古園林,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以古羅馬廢墟和圓明園廢墟的亡靈,再施以各種庸俗不堪的、花枝招展的化妝之能事,便生出了一個個中國當代城市景觀的怪胎。而要掃除封建積垢,創造當代中國的景觀和城市,就必須將新文化思想運動進行到底,徹底批判兩千年來的封建意識形態,在專業上要批判帝王和封建士大夫的傳統造園思想,倡導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回到土地,回到平常,回到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創造新中國的新鄉土。這種新鄉土是源于中國這方土地的、滿足當代中國人需要的、能用當代技術與材料、最有效地解決當代中國所面臨的生態與環境問題、能源與資源問題,也就是中國人的持續生存與生活問題的新景觀。

       2.6 鄉土文化景觀與工業遺產

       基于對鄉土景觀和白話景觀的認識,我們開展了鄉土文化景觀的研究,并從中學習。我開始發現鄉土景觀的魅力是20年前的“風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風水”是一種鄉土景觀,它不同于士大夫和皇家的建筑和景觀,深層的含義乃是其生存的藝術。為此,從人類系統發育過程中的生存經驗和民族發展的文化生態經驗兩個層面對“風水”模式的深層含義進行了揭示,提出理想“風水”模式乃是中國人生物與文化基因上的圖式。1998年之后,關于鄉土景觀的研究擴展到了更廣闊的田園和聚落,并更多地與規劃設計實踐相結合。從研究云南紅河地區的鄉土文化景觀開始,到川西平原鄉土文化景觀的研究和設計實踐、藏區文化景觀的研究和設計實踐,再到最近針對新農村建設可能帶來的鄉土景觀的破壞,而對廣東順德所做的馬崗村規劃案例研究,都反應了本人對鄉土景觀的迷戀。這種文化景觀的核心部分是田園,它是一種生存的藝術,是真善美的和諧統一,是千百年來人類與及自然過程和格局相適應的智慧結晶。它承載了特定地域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的歷史,同時也為當代人應對生態環境和能源危機帶來新希望。面對新農村建設高潮的來臨,我預感到大規模的鄉土景觀破壞即將來臨,于是,當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一出臺,便向國務院領導提出了關于保護和諧社會根基的兩項建議,即《盡快開展“國土生態安全格局與鄉土遺產景觀網絡”建設的建議》和《關于建立“大運河國家遺產與生態廊道”的建議》,并獲得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分別為國家有關部門所采納,積極推動國家文物局開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并注重鄉土文化遺產的保護,也積極推動了大運河國家遺產廊道的研究大運河遺產廊道的系統研究,完成了國家文物局委托的首個關于大運河的系統研究項目,繼而積極參與大運河的申遺工作,重點完成了大運河山東濟寧段的規劃工作。

       也是基于對鄉土景觀和白話景觀的認識,我們開展了中國工業遺產的研究和改造利用實踐。中國的工業遺產長期以來沒有被列入國家文物保護系統,大量看似平常的、生銹而“丑陋”的工業遺產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被徹底毀棄。正像我們曾經不文明地對待古城古街一樣,我們正在迅速毀掉工業時代留在中華大地上的遺產。為此,從1999年開始,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和北京土人景觀與建筑規劃設計研究院合作,開始了工業遺產的研究和保護實踐,其中完成了廣東中山粵中造船廠的改造利用工作(岐江公園),此后,又主持了沈陽冶煉廠舊址設計、蘇州太和面粉廠改造設計、北京燕山煤氣用具廠舊址利用設計、上海2010年世博園中心綠地設計前期研究、首都鋼鐵廠搬遷的前期研究工作,以及大同冶煉廠的再利用設計研究。從眾多的成功和失敗中積累了經驗,同時借鑒國際工業遺產的研究成果和實踐案例,特別是國際工業遺產保護憲章,在此基礎上,本人于2006年4月向國家文物局提交了《關于中國工業遺產保護的建議》,并主要起草了旨在保護工業遺產的《無錫建議》。2006年4月18日,由國家文物局主持,在無錫召開的中國首屆工業遺產會議上通過了《無錫建議》,標志著中國工業遺產保護工作正式提到議事日程。

       隨著對鄉土文化景觀研究的深入,對包括大運河在內的中國大地上豐富的線性文化遺產和遺產廊道的研究,也日益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事實上,我們許多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課題都與這方面的內容有關。在完成國家環境保護部委托的“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研究”的同時,開展了國土尺度上的線性遺產網絡研究,在中國大地上辨識出17條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并保護對全國的文化遺產具有戰略意義的文化遺產線路。與此同時,我們把文化遺產和文化景觀的概念擴展到了黃河流域城市的水適應景觀研究、不同地域和不同時期的農業景觀研究,使我們的視野擴展到了整個國土和全方位的遺產景觀研究。

       2.7 新鄉土景觀示范

       認識到示范工程的重要意義,本人主持在全國實施了眾多城鄉生態環境建設和城市發展的示范工程,它們都曾在國際各大權威專業雜志被廣泛介紹、引用和評論。這些示范項目,以其生態性和地域文化特色在國際上多次獲得大獎,其中有8個項目獲得全美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授予的杰出獎(Award of Excellence)和榮譽獎(Honor Award),使中國當代景觀設計走向世界。這些項目都是針對當前中國面臨的重大環境、能源與資源問題的示范工程,是本人一直在倡導的“新鄉土景觀”。

       這些被國際學術和設計界廣泛發表和引用的獲獎項目中,廣東中山的岐江公園體現足下文化與野草之美,倡導一種尊重鄉土文化與鄉土環境的新倫理、新美學,化腐朽為神奇,使一處尋常的造船廠舊址,成為廣受市民和游客喜愛的新城市景觀和游憩場所,并喚起國人對工業遺產的重視;沈陽建筑大學的稻田校園,倡導節約土地和白話景觀的理念,把中國農業生產過程完整地、活生生地再現在當代城市的校園中,把景觀作為生產過程和體驗,讓年輕的中國人能感受“耕讀”的意味,重建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浙江永寧公園,通過建立城市的生態防洪體系,整合城市生態基礎設施,倡導與洪水為友的生存藝術,而非簡單的工程或化妝藝術;綠蔭里的紅飄帶——湯河公園,倡導如何用最少的人工干預,將當代藝術與生態有機結合,使自然廢棄的有效地“城市化”,同時最大限度地保持自然系統及其生態服務的完整性,成為節約型城市綠地的典范;而“反規劃”之臺州案例,則系統地運用“反規劃”理論和方法,進行城市空間發展規劃,實現精明保護與精明增長的有機結合;2010年上海世博后灘公園,獲得了今年唯一的一個綜合設計杰出獎,該項目將上海的一處重工業棕地,恢復成具有水質進化、洪水調節、棲息地保護和重建,以及具有生產和游憩綜合生態系統服務能力的生命的景觀;天津橋園將一個20多公頃的城市廢棄地,通過地形的設計,成為一個城市雨洪的匯集區,創造出豐富多樣的鄉土生境,同時給城市居民提供一處充滿生機的休憩場所;長達16km長的秦皇島海岸帶修復工程,通過系統的生態工程設計,將昔日被嚴重破壞的海岸和鳥類保護區,恢復成兼具棲息地保護和旅游休閑功能的海岸游憩帶。

       實踐證明,這些示范工程在推動城市和區域的生態環境建設,特別是推動節約型城市綠地的建設等方面,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在國際上也產生了較大的反響,并帶動了中國景觀設計走入國際視野。

       2.8 教育

       認識到在中國現行體制下,生態規劃的理念和成果必須通過城市和區域建設的決策者來實現,使之不得不成為當代科研工作者的重要責任,為此,我和李迪華合著出版了著作《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們交流》(7年內重印了10多次),并給市長和部長們授課,市、局長以上干部受益者數以萬計。如果景觀是人類意識和價值觀在大地上的投影,那么,通過改變決策者的價值觀和環境意識,便是創造良好景觀的最有效途徑。

       認識到單一的科研和項目不足以解決中國系統性的人-地關系危機,而傳統學科在應對嚴峻的國土生態安全危機方面有很大局限,重建人地關系和諧的重任有賴于一個新的學科體系和大量專業人才,他們必須有土地的倫理、系統的科學武裝、健全的人文修養并掌握現代技術。這樣一門對土地進行系統的分析、規劃、保護、管理和恢復的科學和藝術就是景觀設計學,更確切地說是“土地設計學”。為此,本人不遺余力推動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其中包括與同事們一起創建了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在地理學科下開創了景觀設計學理科碩士學位點和風景園林在職專業碩士學位點,由此,極大地帶動了全國相關專業的學科建設,并直接推動了國家有關部門新設的景觀設計師職業的確立,定義該職業為:協調人地關系,使城市、建筑和人的一切活動與生命的地球和諧相處的科學和藝術。 所有上述探索,最終使我走向對土地倫理、價值觀、審美觀的更深入思考和探討,這就有了我近兩年來關于“大腳革命”的一些文章,并把我關于空間規劃的方法論和關于新美學的探索,以及我的一系列規劃設計實踐,統統歸納為進行“大腳革命”的兩條途徑:其一是通過跨尺度的空間規劃,解放大腳,重建具有綜合生態系統服務的國土生態系統;其二是通過
新的設計方法,展示大腳之美。

       3. 結語

       十多年的努力,使我深刻認識到,要解決中國嚴峻的國土生態安全和人地關系危機,必須系統地突破和創新,包括觀念、理論、方法、教育體制和人才培養模式,甚至包括“科學研究”本身的概念和機制,并投身于社會實踐。只有這樣才會使“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再造秀美山川”、“創造生態文明”不是空話。這些便是我十多年來之所思所慮者,也是十多年來我之所行所為者。

       *感謝十年來與我并肩勞作的李迪華老師和多位同志,感謝與我接力同行而不倦的眾多學生,有他們相伴,既無孤獨又樂趣無限,上述工作也是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的廣大師生和數百同仁共同探索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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